于敏对我个人的引领和指导，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印象深刻的有3件事。

两次改行

“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曾评价自己说：“我的性格内向，喜欢宁静，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大感兴趣，比较适合从事小科学研究，不宜从事大科学研究；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

1949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攻量子物理；后来应国家开展核科学工程的需要，改行研究原子核物理。由于他积极投入，很快就攀登到这一领域的高峰。

1961年1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于敏，将氢弹理论预先研究这一国家绝密任务，郑重地交给了他。这意味着，于敏不仅要放弃前往丹麦哥本哈根深造的机会，放弃自己即将取得突破的核物理研究，还要放弃自己公开的学术身份，从此隐姓埋名。

于敏认识到，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受到西方的战争威胁，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面对如此重大的课题，“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可以自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促使我经过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接受了这个沉重的使命，全力以赴参加这一工作”。

大义凛然

“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以下简称“二机部九院”）理论部时，我还在地处青海的221厂工作。偶尔回京向部领导汇报，由于他不主管我们这组工作，所以接触也不多。我也听说过他率领小分队在上海牵住氢弹牛鼻子的动人心弦的故事。但是真正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老于（我们大家都这么称呼于敏）、深刻地认识老于，那是1971年军管会在221厂办的“学习班”上，以及随后令我们能朝夕相处的“实验工作队”里。

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在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时，为了提高它的性能，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进。在前期型号接连成功的背景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人员，都产生了一定的“轻敌”情绪，对密布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悬崖”缺乏警惕性。从理论到实验，改进的步子都过大，以致给内爆过程埋下隐患，导致一个关键动作出了毛病。

由于这次技术问题，整个实验基地笼罩着紧张的政治气氛。军管会领导为此还搞了“学习班”，把有关的科技人员集中起来，要求人人检查。当时，于敏同志也被请进了学习班。凭借在氢弹原理突破上的卓越贡献，他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尊敬。

有一天晚上，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把理论部的学员召集起来，请老于分析一下这几个型号的差异，老于实事求是地说，这几个模型的一维结果差别不是很大，应该是二维的问题。会议还没结束，军管干部就来找老于谈话，要他“注意影响”，要他按军管领导的意思说话，却遭到老于的坚决拒绝。老于后来对我们说：“如果说假话，我现在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也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老于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也避免了科研工作走入歧途。

学习班结束之后，我随老于参加实验工作队。由于心理压力巨大，再加上高原缺氧的影响，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很差，每天吃得很少，还不时呕吐。但老于一直坚持到实验场地去观察实验的情况，在现场作分析。有好几次，他彻夜守在实验室里，等待实验结果，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他非常重视实验设计和装置的细节，也关心加工的质量和公差标准。从车间到宿舍，他经常步行来回，走着走着，就会呕吐。就这样，在困难的条件下，大家团结一致，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厘清了技术问题，并且找到了改进设计方案。经过几轮爆轰实验的考核，团队最后顺利地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

这一段共同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我对老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不但有高超的学术水平，他的科学、敬业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们把老于当成自己处世立业的学习榜样。

战略决策

预见10年后核武器发展形势

另一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际上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呼声已有“山雨欲来”之势。

于敏和邓稼先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对这一动态作了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苏的核武器技术水平已接近极限，对核试验的需求有所下降，核大国一旦出于政治需要而接受《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美俄核武器的发展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我国则不然，我国正处于研发新一代核武器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爬坡阶段，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虽然已经胜利在望，但尚未最后拿到手。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迟滞，哪怕是丝毫的犹豫和动摇就会丧失时机，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严峻的形势使邓稼先、于敏的心情变得焦急，他们决定立即写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申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那份报告中，他们客观地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了争取时机，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到来之前加快步伐的战略性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份建议书上报之后，立即得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此后10年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邓、于二位预见的正确性。

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里钦佩邓、于二位的远见卓识。

于敏院士身上发扬的“两弹一星”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者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